海虞，常熟的古称。《海虞诗苑》（以下简称《前编》）是清代苏南常熟的一部地方性诗歌总集，编者是王应奎，号柳南。王应奎为清乾隆间常熟著名的诗人、学者，王氏的盛名以及该书的杰出成就，使得后人在激赏该书的同时，难免会心生遗憾，因为该书所选诗歌的起讫时间为清初至乾隆中前期，那么此后的常熟地方诗歌收录情况如何呢？即使有为之者，其艺术水准能上承王氏吗？关于这些疑问，《海虞诗苑续编》（以下简称《续编》）的问世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。目前《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》一书为罗时进先生与笔者共同整理，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，罗先生也在序言中对《续编》作了相关的解读，但是，鉴于《续编》稿本的稀见性以及其珍贵价值，有些方面仍需作补充性说明。 一、《续编》的保存与版本 《续编》的编者瞿绍基，常熟人，字厚培，号荫棠，生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卒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。廪贡生，官至阳湖县学训导，但甫就任，旋以老母老辞官归里。瞿绍基为清代四大著名私家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创始人。 据笔者梳爬搜寻，在《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》正式出版之前，《续编》很少为一般的文献目录著录，能够知晓《续编》一书者应当相当少，收藏单位更是屈指可数，且可见本皆系抄本。在这些藏本中，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本子可以算是相对较全的了，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底本。鉴于《续编》版本的稀见与珍贵，在此有必要对其版本稍加说明。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《续编》虽然标示六卷，但是经过检阅其内容，细加比对，笔者发现，六卷的内容实为四卷。这六卷由两种抄本杂合而成，姑且命名为初抄本、后抄本。全书并无卷三、卷四，所标示的卷三、卷四实为初抄本的卷五、卷六，所标示的卷五、卷六为后抄本，是初抄本卷五、卷六的复本。也就是说，全书卷三、卷四缺如，而卷五、卷六则出现了两次。之所以误标为六卷，或由于收藏人员的疏忽所致，因为该书的卷一、卷六部分皆可见卷数，全套正好六册，便误认为共有六卷，但是如果稍加辨别，就可以发现该书少了中间的两卷，实为残本。至于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，这就很难说清楚了。或者是该书在流传了一段时间后，后抄者的手上只有卷五、卷六，而无他卷，遂先将其抄录一遍，以待日后访知，后来又将初抄本、后抄本复合于一起。 就卷五、卷六而言，后抄本与初抄本略有改动。其一，后抄本的内容更加简洁，书写更为清晰，可以视为初抄本的整理本。初抄本上的涂抹、乙正痕迹非常多，人物传记的书写也有复出、粗疏之处，这些在后抄本中皆有所改进、修正。其二，由于后抄本经过删节，版面内容与初抄本并不同步，但顺序一致，诗歌内容并无增减，只是页面、行数略有错位。 卷五、卷六虽然复出，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。一方面，在流传、收藏中，初抄本有不少页面被虫吃、蛀蚀，许多页面的字迹模糊不清，难以辨识，并且存在着缺页现象，这些问题可借助后抄本进行校订；另一方面，后抄本较初抄本虽为简略，在介绍人物传记时也省去了一些内容，且卷数标识也不明晰，这些可借助初抄本进行补充认识。 需要指出的是，尽管上海图书馆收藏的《续编》为残本，但是却弥足珍贵，因为这是目前可知的国内最全的本子。南京图书馆馆藏有《续编》卷五、卷六的复抄本，字迹、纸张、版式等皆与上图所藏有较大差别，但内容相同，所不同的是南图收藏本的每卷之前，抄写者只标示“海虞诗苑续编卷之”，却不写明卷数，这可能是抄写者所获得的底本也只是残本，而非全本。南图在收藏时将这两卷编目注为“上卷”“下卷”，并不确切。 二、《续编》与《前编》体例的异同 瞿绍基在编辑《续编》时，是有意识、有目的地对《前编》进行模仿、补充的，因为在《续编》之首，首先列有“《海虞诗苑前编》已列姓氏名录”，然后才排列《续编》的姓氏名录。尽管瞿氏意在追慕前贤，但是，如果细将《续编》与《前编》相比，其在体例上仍然作了一些改动。 第一，诗人姓名的列举方式不同。《前编》在开篇部分将全书拟收录的诗人姓名按照卷数顺序全部罗列出来，而《续编》却无此举，只是在每卷开头部分列举出本卷的诗人姓名。这就给后人留下遗憾，因为《续编》残缺了卷三、卷四，如果瞿氏也像《前编》一样，在开篇部分将全书的诗人姓名全部开列出来，即使现在我们见到的为残本，也可以想像、领略全书的面貌。瞿氏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无从知晓，但是可以推知一二。《前编》是王应奎历时二十年收访而成，瞿绍基对此也颇有感叹，其在《王应奎传》中云：“《海虞诗苑》一编，搜罗隐逸，尤见阐幽苦衷。”［1］478且《前编》在乾隆二十四年由古处堂刻本印行，足以表明《前编》是经过了多次斟酌、推敲的过程，而《续编》尚以抄本状态存世，时间仓促、专注不够，或许使得《续编》难以与《前编》相较。可能抄写者自己也意识到诗人姓名的排列尚不成熟，其在诗人姓名页的“天头”部分自注云：“此下姓氏均系随手编次，无先后，多须更正。”对于一卷之内的诗人排列顺序尚难定论，对于全书而言则更难以一下子全部列于卷首。 第二，每卷选录的诗人数量不同。选录哪些诗人？如何排列顺序？将哪些人合为同一卷？这些都体现了编者的用意。《前编》在安排诗人时可谓煞费苦心，这从大诗人钱谦益没有入选本集即可知一二。王应奎自云：“或谓钱宗伯自入本朝，历二十余年而后没，若按《列朝诗》刘青田之例，自应首载，讵可见遗？而不知唐人《才调集》选李而不选杜，明人《唐诗正音》，李、杜俱不选，盖皆所以尊之。余于宗伯，亦犹是耳。况是集命意，专主发潜阐幽。”［1］652对于入选的诗人，《前编》也斟酌有加，这可表现在入选的诗作数量以及每卷选录诗人数量方面。一般而言，《前编》每位诗人选录的诗歌数量没有固定的额度，少者三、五首，多者数十首，但对于一些享誉盛名的诗人，选录的诗歌数量则特别多，像钱陆灿，竟然入选了五十二首诗歌。再者，每卷选录诗人的数量基本上在十至十五人，但像钱陆灿、冯舒、冯班、钱曾等这些著名诗人，由于选录的诗歌数量非常多，为了顾及卷与卷之间的内容含量等称，选录这些诗人的该卷人数也就很少，像钱陆灿、冯舒二人即为第一卷，这既体现了钱、冯二人的地位，也反映出作者的倾向。在这一方面，《续编》并没有《前编》这么明显、突出，每卷选录的诗人数量基本上相当，但是皆比《前编》要多，基本上在二十五人左右。这不是说《续编》在安排诗人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，而是其中确无值得重点突出、强调的名家。 第三，人物条目的书写方式不同。《续编》有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，其在列举每一个人物条目时，从稿本来看，尚可以看出最初是模仿《前编》的，即最初都是列有人物的头衔、身份的，但是这些头衔、身份后来又被删去了。如苏祖荫，最初抄为“苏进士祖荫”，后省写为“苏祖荫”；归允斋，最初抄为“归宫詹允斋”，后省写为“归允斋”。这样做的原因，或者因是稿本，人物的头衔、身份尚不确定，有待斟酌，或者是有些诗人尚在世，目前尚处于晋升阶段，古人认为以最高官职来称呼才是礼貌、规范的，如果就以现在的头衔、身份定格下来，似有不妥，为了格式、规范的统一，编者只能暂时省写此项。从这点来看，编者是斟酌有加，花费了若干的心血，这也可能是《续编》稿本为何一直没有被刻印的原因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就人物传记正文的写作而言，初抄本与后抄本又略有不同。初抄本的人物传记开头，仍将人物的名字列出，作为人物传记的开头语，如“归宫詹允斋”条，天头写作“允斋，字孝仪……”，这与《前编》的行文格式是一致的；但是，后抄本“归宫詹”条则直接写作“字孝仪……”，这与《前编》的风格并不一致，略显简率。 三、《续编》的文学价值 顾名思义，地方诗总集是收录某一地的诗歌总集，因其收录的地域范围有限，一般而言，难以与全国性的诗歌总集相提并论，但是，对于这样的总集，我们要能客观地认识其价值，进行准确的定位，找寻其文学归属，既不能过分地拔高其价值，也不可因其是某一地的总集，就忽视了它应有的价值，我们对《续编》的认识也应如此。 （一）以诗系地，保存了常熟当地的诗歌文献 这一方面，《续编》与《前编》一以贯之。王应奎在《前编序》中自云其编辑思想，是本着“非敢有所予夺抑扬，谨录其崖略，备志乘缺轶而已”的目的，所想发挥的作用就是补充作用。王应奎的好友、同里陈祖范《海虞诗苑序》载：“系地以诗，十五国风是也。歌而知盛衰焉，乃知其国之盛衰，非谓其诗有盛衰也。”王氏在《凡例》中亦云：“所选之诗，苟有关于邑中山川、风俗、人物、事迹者，即诗仅平通，亦必节取，庶于古人采诗之义，或不甚刺谬云。”这是从诗史的角度，将本诗集作为概识乡邦文化的文献来定位的。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《续编》所选诗歌并不是完全续接于《前编》，即从《前编》的结束时间往后延续，而是对于《前编》的补充与续接。也就是说，名义上为《续编》，但实际上起到了两个方面的作用：一是对《前编》收录范围内仍然有遗漏的补充，一是对《前编》的延续承接。我们知道，王应奎卒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其时《前编》尚未竟事，后人据其遗稿又刊载了十七、十八两卷，故这两卷没有人物小传。瞿绍基生于乾隆三十七年，其《续编》并不是从王应奎卒后开始落笔，而是起篇于清初。《续编》的卷一收录的即是顺、康、雍三朝的诗人、诗作。如果再将《续编》全书细细阅读、比较，会发现瞿氏的用力点仍在清代中前期，《续编》虽为残本，但是从仅存的四卷内容来看，所录诗人皆仅止于乾隆朝，而无涉及瞿氏生活后期的道光朝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认为，瞿氏《续编》的重点在“补”而不在“续”。究其原因，除了王氏当时搜集资料颇为艰难之外，也与常熟一地的诗人数量太多相关，试以归顾庐为例。《续编》卷一载：“顾庐，原名晟，字甫吟，康熙癸酉举人，震川先生五世孙。与顾宁人相唱和，王柳南刻《海虞诗苑》，遍觅其诗不可得，人亦无有知之者。今从归讷夫广文所辑《归氏遗诗》中得一首，亟为补入。”字里行间透露出瞿氏的欣喜之情，也暗示了王氏辑录的辛苦。 （二）以诗存人，记载了若干诗人的生平小传，描绘了诗人的文学风貌 王应奎在《前编》凡例中曰：“是集之选，以诗存人也，而亦以人存诗。苟其人可传，诗虽不甚工，间亦采入。”这就是说，总集的编辑并不是以文学价值为落脚点，而是本着存人、存诗的目的，意在体现出常熟一地的诗歌发展史。诚如陈祖范所序云：“人各系以小传，亦《中州》、《列朝》之遗意也。”著作中保存了不少的诗人生平、家世以及创作情况，特别是那些仅存一二首诗歌的作者，这些载录，有如断圭零羽，虽不完整，但却弥足珍贵。例如，对于诗人吕承渭，仅录其二首绝句，因为“诗文俱散失”。再如诗人王垣，仅录其《送秋》一首诗，原因也是“诗稿零落，录其传诵人口者以存梗概”［1］509。可以这样说，如果不是依托这两部诗总集，这些诗人的姓名可能根本无人知晓。 《续编》对诗人身世的载录思想与《前编》一致，其收录的重心基本上表现为一种“下沉”倾向，即偏向于寒士诗人、底层诗人，这在不少诗人的小传中都能有所反映。比如对诗人冯廷琯的传述：“会以试事至毗陵，舟覆遇寒，得疾而殁，年三十九，著《怀古集》未刊行。”［1］391因为生活困顿、英年早卒而诗文散佚的再如诗人单嘉猷：“作诗、古文，落笔数千言，未尝起草，然不自珍惜，随手散去。年三十四遽卒，故所传绝少，偶从败簏中搜得数首录之。”［1］393诗人刘天立：“剧罟里村，足迹不入城市。性好吟咏，每遇良辰美景，辄与二三知己杯酒流连，兴之所至，往往寓之于诗，然多随手弃去，其残章断句都湮没于败墙破壁间。”［1］424当我们读到这些小传时，在感叹诗人才华的同时，难免会心生悯惜之情。 《续编》在载录诗人的个体经历时，还注意将诗人身世放到其家族背景下来写，使得小传“史”的意识更为突出，家族色彩更为浓厚。例如，载录庞沛小传时，特意提及其两位兄长：“工诗，嗜酒，与兄玉泉、梅圃俱以文名。”［1］411更有从家族文脉的高度来撰述诗人生平的，如对归复佺的载录：“复佺，字松期，号迂斋，起先冢孙。廪贡生。文品端雅，名满士林。谓前当追太仆，后继宫詹，不意南北龃龉，迄无成就。”［1］406这里的太仆指归有光，宫詹指归允肃。允肃，字孝仪，常熟人，康熙十八年状元。此二人均为归氏族人，允肃为复佺伯父，编者“前追后继”的思想，既是对诗人家世的认同，也是对诗人才华的赞扬。其他诸如对于陶贞一、陶正靖兄弟的传记一如上文，家族色彩明显。 《续编》中更多的小传是描绘了若干诗人的文学形象，他们或天赋出众，或为官清廉，或个性张扬，或劬劳勤勉。为官清廉的苏祖荫，极具个性，苏氏为顺治壬辰进士，其在户部主事督理清江粮饷，“廉辨精强，爬剔奸弊”，最终受群小之侮，被谪于山东泰安，饮恨而殁。同样清廉为官的谭见龙，为乾隆甲子举人，官龙门令，家虽贫穷，但“洗手奉职，宦橐萧然”，先是无子，但是“六十后连举五子，人以为忠厚之泽食报未有艾也。”［1］471小传的描述极具传奇色彩。富有个性者如邵齐焘，乾隆壬戌进士，工诗古文词骈散殊制，人称为“邵体”，风格远追魏晋，一句一字，必证于古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文学创作上严谨的才子，生活上却极随性。小传载：“严冬喜脱履拥炉，客至，觅履不得，随取著之。履异，旁观匿笑，君觉之亦自笑也。”［1］462这些看似闲笔的记载，描绘了文人士子的雅趣，也塑造了常熟一地的先贤名宦的文学群像。 这些人物小传，既是对个体的传述，也是其诗歌的注脚，人的传记与诗的载录融为一体，本着知人论世的目的，明白了这些人物的生平思想，对于理解其诗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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